黄宾虹先生是我国现代杰出的山水画家、画学理论家、鉴赏家、美术教育家。特别是他的山水画甄陶天机，笔墨铸魂，别开一面，将中国文人画推向了一个新高峰，成为一代宗师。
艺术观、审美观指导画家的创作，并伴随一生，决定其风格、而貌，它是画家成功与失败的关键。“四王”之摹古，“四僧”之变革，正是受到艺术观、审美观的制约。黄宾虹山，水画能古今独步·标程当代，亦是由其艺术观、审美观所决定的。生活在20世纪上半叶的黄宾虹，面对中国山水画二千年的发展历程，仰视历代前贤们不断登攀的这座大山，寻思自己的艺术之路。是寄宿古人田舍,安逸度日呢?还是跨越古人，另辟新径？他终有所悟，有所取，大声疾呼：“变者生，不变者淘汰!”黄宾虹认为，只有变革，中国山水画才会出新，才会发展，才会有生命力，否则被淘汰。对于变革，黄宾虹有自己的独到而精辟的见解。他说：“屡变者面貌，不变者精神”；又说：“画学有民族性，为遗传法；有时代性，为变易法”（写给高吹万的信）。黄宾虹准确的抓住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变与不变的规律和实质，时代的变易，画家的作品必须反映时代，因此每一时代，甚至每一位画家，其风格、面貌都需要变。但中国画又有其鲜明的民族性，有其独特的审美内涵，独立的理论体系，以及制作工具和创作方法——这些可归为中国绘画的民族精神，这种精神则是不能轻易改变的，否则就不是中国画。所以说：变，使黄宾虹的山水画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崭新的个人风格，从而跻身大师之列；不变，使黄宾虹的山水画具有浓烈的民族特色、浓厚的审美内涵，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民族绘画的典范和杰出代表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：古今任何一位大画家，都是准确地抓住了变与不变的法则，并不断地实践之而走向成功之路的。
中国山水画，自隋唐独立以来，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变革。明人王世贞在《艺苑厄言》中总结说：“山水至大小李一变也，荆关董巨又一变也，李成范宽又一变也，刘李马夏又一变也，大痴黄鹤又一变也”。中国古代山水画变革虽不尽上述．但几次大变革基本相符。我们惊奇的发现，每次大变革，都给我们留下风格、面貌截然不同的作品。李思训父子金碧辉煌、工整典丽的青绿重彩山水；王维、张璪等人雅致淋漓的水墨山水；荆浩、关同、范宽写气局伟岸、石骨坚凝的关陕秦陇山水；李成、郭熙写寒林远岫，烟云迷朦的齐鲁之山；董源巨然写葱郁平远的江南水村云峦；马远、夏圭以水墨苍劲、院体之风写钱塘之景；黄公望、王蒙则以繁密疏简之皴笔写富春、黄鹤……。历代大师们，以勇敢的变革精神，写下了时代的画卷，创作了无数各具风貌的佳构,汇集成中国绘画的丰富宝库。
黄宾虹一生研究、创作山水画八十年。年轻时，苦学传统，博采山川，浸淫史论。对于传统他十分重视，广学前贤，收为己用。他总结自己学画历程时说：“我在学画时，先摹元画，以其用笔、用墨佳；次摹明画，以其结构平稳，不易入邪道；再摹唐画，使学能追古；最后临摹宋画，以其法备变化多”(1948年5月对王伯敏语)。又说：“有人说我学董北苑，其实不然，对于宋画，使我受益最大的还是巨然。我也学过李唐、马、夏。我用功于元画较多，高房山可以说是我的教师，对子久、黄鹤山樵画，在七十五至八十岁间临得较多，明画枯硬，然而石田画，用笔圆浑，自有可学处。至清代，我受石溪影响自然不少，龚柴丈用笔虽欠沉着。用墨却胜于明人，我曾师法”(1951年夏对王伯敏语)。黄宾虹数十年沉寂于案，精研古人，对于历代山水画大家的笔墨风格，莫不一一深入堂奥。对于前人的笔墨特点和优劣，体察入微，如数家珍。他临习古人，不限一家，董源、巨然、李成、范宽、郭熙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