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源:中华书画网  作者:佚名

,长长地叹了一口气,竟一声未吭。

  第二天,张大千来到了自己的画室,他第一次紧闭了画室,不让任何人进来。直到傍晚,张大千才打开了画室的门。等李秋君端茶进来时,张大千还是早上的姿势:原来,他就这样在画室中静坐了一天。还没等李秋君说话,张大千竟“扑通”一声给她跪下,把李秋君吓得倒退了半步。张大千说道:“三妹,我虽然年少轻狂,但是我深深地知道,我这一生将为画而活,为画而死。抛开男女情事不谈,我一生最近的红颜知己,除你之外再无一人。但是,我若纳你为妾,将使一代才女受辱,而我也必遭天谴……”

  三跪故土尘蜡苔痕梦里情

  从此,李秋君把一生挚爱深深地埋在了心里,在张大千面前没有再提过谈婚论嫁之事,而是以妹妹自居。

  上世纪30年代初,李秋君跟随张大千来到了上海,在国立美术学校任教。李秋君一如既往地照顾张大千的起居,甚至亲手缝制张大千的衣服。张大千云游四方时,干脆由李秋君代选门徒,徒弟们也敬李秋君为“师娘”,李秋君也并不拒绝,就这样,李秋君终身未嫁。

  怕三妹寂寞,抗战前夕,张大千把自己的亲生骨肉心瑞、心沛过继给了三妹做养女,李秋君把她们视如亲生骨肉,尽心疼爱教育。

  在李秋君的鼓励下,张大千决定远赴敦煌写生,这次敦煌之行对张大千的一生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。虽然敦煌苦旅使张大千蒙受了“古文化破坏者”的不白之冤,但也奠定了他在中国绘画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。连徐悲鸿也感叹“五百年来一大千”,毕加索在看了张大千晚年的作品时曾发出“真正的艺术在东方”的感叹。

  不管张大千在哪里,他从未中断过与李秋君的联系:在黄山,在四川,还是在遥远的敦煌,每到一处,他一定把艺术感受写成文字,传送给远方的三妹,与她共同探讨艺术上的话题。他们将这种通信习惯持续了近40年,直到张大千于1949年去了东南亚,彼此失去了联系为止。

  1939年,虽然国内战局颇紧,但是张大千还是惦记着远在上海的三妹,偕新婚四夫人雯波一起从成都坐飞机到上海为李秋君庆贺50岁大寿。当时,张大千已经患上了糖尿病,所以每吃一道菜,都要由李秋君先品尝。临行前,李秋君拉住雯波夫人的手,把自己亲自为张大千书写的菜谱交给她,对她说:“好妹妹,你能够每天在他的身边照顾他,有多好,我就是不能够啊!他是国宝,一切要以他的身体为上!”

  抗战期间,在沦陷区上海的李秋君同何香凝女士一起组织了灾童救护所,专门收容无家可归的孤儿。而张大千则万分惦念远在沦陷区的三妹,多次劝她赶快到自己的身边,怕“战乱纷纷,骨肉分离”。但是,李秋君无法离开上海,一是惦记在念书的两个养女,二是不愿给张大千的生活增加负担。1945年8月,远在成都的张大千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后,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,挥笔画下了一幅歌颂祖国山河美好的巨幅山水画《苍莽幽翠图》,并且盖上了“秋迟”之印。他盖上此印有两层意思:一是因为他深知此画将是他一生之杰作;二是为了将来有一天让远在上海的李秋君看到,遥寄思念之意,以此纪念他们一生的情意。随后,他将此画交给了好友谢稚柳,希望谢稚柳把这幅作品拿到上海展览时,李秋君能看到略寄相思。遗憾的是,在谢稚柳还未来得及将这幅画展示给李秋君,1952年《苍莽幽翠图》就被没收,直到1984年才归还给谢稚柳先生,这时,张大千早已远在海外,李秋君终其一生,也未能见到这幅画。

  1949年,张大千从东南亚到南美旅居,他思念一生的挚爱,每到一个国家,就要收集一点那里的泥土,然后装在信封里,写上“三妹亲展”。到张大千去世时,他已经有了十几个从来没有被打开的信封。后来,通过在香港的李秋君的弟弟转来的他给李秋君的信中这样写道:“三妹,听说你最近缠绵病榻,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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